20年前朱星认定，《文通》的“实际作者原来是马建忠的大哥马相伯”，其根据是1935年马相伯与他的谈话。那年老人已96岁，“每次给我谈《马氏文通》，要说我三弟的《文通》如何如何，不直说是他写的。但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。他说：我是采用拉丁文法，尽量就中文特点，避免摹仿之迹。他是神父出家人，不愿出名，且兄弟友爱，所以写马建忠之名。”后来朱星根据自己早年的访谈所获，在《关于语法学的若干问题》中明确写道：“当初马相伯参考了欧洲拉丁文法，所以编出了科学的汉文法。”
这样，《文通》的著者便有三种可能：第一，马建忠独撰；第二，马相伯实撰；第三，兄弟二人合撰。
第一种说法最常见，第二种说法极少有人响应。第三种说法则为多数研究《文通》的学者所接受，但又有分别：大多数研究者认为，《文通》出自马建忠之手，其兄相伯只起了某种帮助的作用；少数研究者认为，马相伯与其弟并为实际作者，所起的作用不限于“帮助”。
朱星对《文通》著者是马建忠的一般看法提出异议后，即有学者撰文反驳。邬国义根据知情人梁启超的叙述，指出《文通》确系马建忠所作，“马相伯只是助其弟著作而已”（《马氏文通》的实际作者是马相伯吗？，《学林漫录》第五集，中华书局1982年）。梁启超曾多次叙及《文通》和马氏兄弟，只称马建忠为著者，并未提到马相伯的参与。
1896年，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上发表《变法通议》一文，对马建忠正在撰著《文通》一事有所报道：“西人于识字以后，即有文法专书，若何联数字而成句，若何缀数句而成笔，深浅先后，条理秩然。余所见者，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。……若其条理，则俟马氏书成，可得而论次焉。”
《文通》面世后，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中称赞道：“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《文通》，亦凭藉高邮（眉叔著书时，余在上海，居相邻，往往有所商榷，知其取材于《经传释词》、《古书疑义举例》者独多也），创前古未有之业。中国之有文典，自马氏始。”
最详细的记叙见于梁启超的名作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十三章之二：“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。这部书是把王、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，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。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二年，他住在上海昌寿里，和我比邻而居，每成一条，我便先睹为快。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，他那种研究精神，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很有力的鞭策。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，现在知道的人甚多，不用我赞美了。”
梁启超所言应该可信。可是，朱星的回忆也并非无中生有。有利于朱说的证据，如刘成禺《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》：“先生常言，予作《文通》，人目为中国文法书。”方豪（马相伯弟子）《马相伯先生事略》：“二十四年（一八九九年）先生年五十九，……是年冬，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成之《马氏文通》前六卷，初版行世；先生爱弟才华，令独署其名。翌年冬，后四卷亦付梓。”
邬文试图将两种说法统一起来，得出的结论是：“……马建忠是主修，而马相伯是协助，主次是分明的。……正因为《马氏文通》的作者是马建忠，所以马相伯每次谈起，要说他‘三弟的《文通》如何如何’，从‘不直说是他写的’，把著作权归于马建忠；也正因为马相伯助其弟著《文通》，所以有时‘在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’，也属事出有因。……综上所述，《马氏文通》的作者仍应作马建忠，而马相伯只是助其弟著作而已，并非如朱先生所说的‘实际作者’。”
朱星把《文通》的撰著归功于马相伯一人，完全不顾足能证明马建忠实际撰著《文通》的有关史料，其持论显然失之偏颇。但邬国义的辩驳也隐有不少疑点。
首先，马相伯并非只是在“言语间露出”或“不直说”是他撰写了《文通》，而是不止一次明明白白地这样说过。以他与马建忠融洽友爱的兄弟关系，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。
其次，说马相伯只是协助了马建忠，怎么个协助法？到底做了多少工作？提供几个例句是帮助，参与拟定框架或修订全书也是帮助。
再者，据前引方豪《马相伯先生事略》所记，兄弟二人“积二十年”才撰成《文通》，而马建忠始究语法，是在1880年代中期以后，所以在《文通》的序文里他说自己“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”。如此，是否有这样的可能：马相伯在这之前已开始构思《文通》，并为之搜集材料？
许国璋在《〈马氏文通〉及其语言哲学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91年第3期）一文的第13条长注里下结论道：“对于这一公案，我的意见如下：1）兄有助于弟，但以译名为主；2）《文通》本身是建忠自作；3）相伯不具写汉文文法的学养，他一生以宣道为主。”
关于第一、第二个结论，许国璋解释说，马相伯编有《拉丁文通》，其编写工作盖始于1873年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之时；相伯在会见朱星时“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”，应是指写了这部《拉丁文通》，而朱星并未听清（96岁老人的话不易听清），又不知曾有《拉丁文通》，遂以为相伯说的就是《马氏文通》。马相伯既有编写《拉丁文通》的知识和经验，在汉译语法术语的酌定上自然“乐于答问”，能给其弟帮助。
许国璋猜想朱星听错，理由不足。须知，马相伯并非只对朱星一人说过他作了《马氏文通》。而且，以为96岁老人说话必不清楚，也无根据。朱星在同一文中明明告诉我们，“他已九十六岁，还能讲一小时话，有说有笑，神志清健。”过了两三年，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呢？
1935年秋，记者王瑞霖采访了97岁的马相伯。采访始于10月5日，止于12月21日，先后60余次，记为67篇，以《一日一谈》为题连续刊发于天津《益世报》。第一天，记者写道：“老人起居虽须人扶持，耳朵亦不大方便，然而精神却很饱满，和他谈起话来，还是滔滔不绝，并时做手势以助语气。据友人告我：老人从前非常擅于讲演，现在看他口讲指画的精神，始信友人之言不诬。”马相伯曾有“中国第一演说家”的美誉；三天后，10月8日，老人还到复旦中学作了演讲。也正是在王瑞霖系列采访的11月15日那一次，谈起马建忠和《文通》，老人明白地说：“《文通》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。因为举例太多。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……。”可见马相伯对《文通》的贡献不限于译名的制定。
关于第三个结论，许国璋说：“相伯大半生都在修道院生活，汉学根基不深（自云不会作诗），要像建忠那样读尽四书、三传、史、汉、韩文，一是学养不够，二是天主教会不许读凡俗之书，三是即读也不许从事非宗教书籍的著作。”这段论述对马相伯有误解，所列三点均难成立。
第一，马相伯虽就读教会学校，获神学学位并成为教士（1876－1897年，他还曾脱教还俗），但像那时所有殷实人家的子弟一样，他自幼便在家塾习读古文。12岁上来到上海时，他已读毕四书五经。14岁的他已在徐汇公学里担任助教，边教边学。“因为我的国文比较有点根底，本校各班的国文、经学，都是我教”；“……余虽为教徒，而对于学生的中国经史子集之文的讲习，颇知注意。”（《一日一谈》之九）他自称“国文比较有些根底”，乃是谦词，实际上他的国文相当好，远在一般中国学者之上。在章太炎曾经谈及的当时精通西学的四大名士严（复）、马（相伯）、辜（鸿铭）、伍（廷芳）中，“以马相伯的中文最为纯熟，为文作书，既能旁行，又擅直书。从公文尺牍、对联成语，到四书五经、典章制度，无不如素习科举者。”（见李天纲《信仰与传统———马相伯的宗教生涯》，文载朱维铮主编《马相伯集》后论部分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）读过马相伯的公文、政议、序跋、题词、书信、论著等各种作品后，我们对他那深厚的中文根底便不会再有怀疑。
第二，外国人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，除授西文、神学和西学诸科目外，都把中文和中国经籍列为必修主课（非如此，不能为当时中国社会所接受）；何况马相伯既有家学渊源，又兼中文、经史教习，读遍四书、三传、史记、汉书、韩文，实不足奇。马相伯的逻辑学著作《致知浅说》系用文言写就，引自古文献的例句极多，标明出处的有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公孙龙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法言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汉书》、韩愈诗文等。1914年知识界拟仿照法兰西样式，创建“函夏考文院”（科学院），发起者为马相伯、章炳麟、严复、梁启超、黄侃、刘师培等19人，相伯的名字排在名单的第一位，并由他亲自起草《章程》和致政府诸要人条呈，足见他在中国知识界的突出地位和他的学养所具的号召力。
第三，马相伯一生极重科学。年青时研究数学，“几乎发了狂，夜间睡觉的时候，仰视帐顶上，都隐隐约约，闪闪烁烁地出现了许多数目字，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目字，于是我始悟韩昌黎所谓‘处若忘，行若遗，伊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’的意境，实为笃学之士的甘苦之言！”后来他去读神学，也未放弃数学研究，终于达到“会通中西数理的枢纽”；“我遇到对于数学有创获时，都笔之于简册，后来竟积有一百二十多卷，余命名曰《度数大全》。惟在少年时代一往直前，不知道爱惜和保存以前辛苦所得的成绩，公之于世，遂令其散佚无存，到今儿想来，实有点可惜！”（《一日一谈》之九）对于教中人士，在修读神学之余从事科学研究是正常的，自利玛窦以来，科学－学术传教便是西洋教士的一贯做法，刊印科学书籍、传播西学知识恰是教会出版机构对晚清中国的一大贡献。如1860年代开办于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，隶属天主教会，出过《西学关键》、《物理推原》、《几何探要》、《五洲图考》、《彗星论》、《人类学》等等（可参看熊月之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）。
总之，从查验许国璋说法的可信性入手，征之于史实，我们无法否定马相伯参与了《马氏文通》的撰著。
据蒋文野的考察，“梁启超第一次会见马相伯是在光绪三十三四年间”，“马建忠写《文通》时，马相伯不在上海”，由此可以证明，马相伯不可能是《文通》的作者（见蒋著《〈马氏文通〉论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）。
假如马相伯真的不在“作案”现场，当然就不可能是“作案者”。可是，“案情”并不那么简单。马建忠始作《文通》，大约是在1880年代中期；至1896年完成初稿，两年后出版第一部分六卷。撰著加修订的时间，在十年以上，所以马建忠说花费了“十余年工夫”。这十几年，马相伯都不在上海么？兄弟俩都不在一起么？
1884年，马建忠被李鸿章任命为（轮船）招商局会办（总部在上海）。马相伯则协助建忠监理招商局财务，赴各地清查局产，并写就《改革招商局建议》。7月间，因中法战争形势逼迫，由马建忠策划将招商局产业转至美资其昌洋行名下。此举招致多方指责，竟致马建忠背上汉奸罪名，险遭杀身之祸。马相伯也因此受到牵累（时有友人戏言“难弟难兄”），不得不亲赴天津，向李鸿章面陈转移产业之由。马建忠则于同年9月奉旨到京接受调查，幸无事安返天津。
1885年，中法天津条约订立。同年，马相伯应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赴台；旋接李鸿章电，赶回大津。1885－1986年间，马相伯曾代弟建忠出面，与美商谈判收回招商局产权。更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兄弟二人一同向李鸿章建议筹措外资，以兴实业、建海军。相伯自叙道：“后李中堂和我们兄弟平居闲谈，大发牢骚；他说：军机处命我兴办海军，只给五百万两银子，怎样能办得好！我们就对他建议说：‘现在有美国大富商可以借钱给我们，中堂为什么不试办一下？’中堂听了我们的话，非常高兴……于是我们就同住在天津的美国商人约略商定一种办法……。”（《一日一谈》之二十）
于是马相伯便奔赴美国商借巨款，可惜因为朝议反对，未能成功。沮丧之余，他从美国跑到了欧洲，游历巴黎、伦敦，并去罗马晋见教皇利奥十三世。
1887年，马相伯从欧洲返回，至天津向李鸿章述职。从此马相伯在政界已无大作为，马建忠也是如此。但马建忠显然仍很把洋务实业放在心上，这一年他写了《上李伯相论朝鲜漠河开矿事宜禀》。以后几年里他又写有《富民说》（1890）、《法国海军职要叙》（1891）、《拟设翻译书院议》（1894）等文，也说明他并未完全沉湎于《文通》的撰著，一直在关心国事，存有复出之念。他仍是李鸿章幕府要人，1895年并随李氏赴日签定中日马关条约。
马相伯在回国后的1888－89两年里做了些什么，甚至人在哪里，史家无人能说清楚。但从1890年起，他的行止又有了线索。据李天纲查考，“大约是在1890年，他已回到上海，托养病之名，买地造屋，预备退出政界。大家都知道这一阶段的马相伯十分痛苦，但由于他本人和友人的隐讳，他返沪后的精神痛苦并如何因此痛苦而萌发重回教会的情况，我们已经不很清楚。从土山湾1894年出版马相伯翻译的《新史合编直讲》来判断，他在这时已经重新在为［徐家汇］教会工作了。”李文的分析是合理的。
马相伯退出教会，投身政界，是在1876年。但他的宗教信仰从未动摇。在欧期间晋见教皇一事，已显示他有重新归教之心。官场失意后，他便自然想要回到上海，与徐家汇天主教会恢复联系。1893年其妻回山东省亲，与次子君远并溺于海，对他的尘世生活是最大的打击。1895年，马母卒于泗径家中，临终前希望自上海赶来的相伯重归教会。这样，两年后他终于决定把长子失名和女儿宗文托付给教会，并捐出家产助教会兴学，自己也再度成为一名神父。
回到本文的话题上来，我们要问：从1890年（或更早一些时候起）起，到1898年，马相伯在上海做些什么？恐怕不能排除他与马建忠一同撰著《马氏文通》的可能性。
蒋文野说，梁启超迟至1907－1908年间才初次见到马相伯。可是朱维铮写道：“马相伯初识梁启超是在1896年。这年8月梁启超在上海担任《时务报》主笔，结识了仰慕十年的马建忠，也结识了马相伯。那时梁启超只有二十四岁，而马建忠四十八岁，马相伯则已有五十七岁。他们很快成了‘忘年交’。……但马相伯又很惋惜梁启超对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认知程度肤浅，以为他应趁年轻学好一种欧洲文字，不该太早卷入实际政治……于是梁启超决定学习拉丁文，而马建忠也自愿充当义务教师。从这时起，梁启超只要在上海，便与康门弟子麦孟华等，每晚前往马宅学习拉丁文，当然也纵谈时事。也由于马氏兄弟的介绍，梁启超相继结识了徐建寅、严复、盛宣怀等一大批所谓洋务名人。”（《马相伯集》）
梁启超那时是马宅的常客。马氏兄弟二人同寓一所，同为主人，马相伯也教过梁启超等拉丁文。这段故事，载于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中梁启勋所写的《曼殊室戊辰笔记》：“丙申（1896年）七月，《时务报》出版，报馆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，任兄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，马相伯先生与其弟眉叔先生同居，住宅在新马路口，相隔甚近，晨夕相过从。麦孺博于是年之冬亦由广东到上海，与任兄及弟三人，每日晚间辄过马先生处习拉丁文……自丙申秋至丁酉冬，一年半之间，与马相伯先生几无日不相见，马眉叔先生所著之《文通》，与严又陵所译之《天演论》，均以是年脱稿。未出版之先，即持其稿以示任兄。”
1896年，《马氏文通》想必已具大体模样，进入了定稿阶段。马建忠拿着文稿给梁启超看，梁氏于是得以先睹为快。可是对此前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著者为《文通》建立框架、制定概念、搜集材料的工作，梁氏是否也了解？实际上，梁氏最后看到的《文通》原稿是经过马相伯删定的。关于此事马相伯的自述如下：“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，因为举例太多，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。但是梁任公对于我所删节的本子还嫌举例太多，殊不知此种研究中国文字的文法书，在《马氏文通》出版时代，实在是破天荒，举例过少，学者将要由徵信而解疑。”（《一日一谈》之三八）
读到这里，疑问就更大了：梁启超是真的不知道马相伯参与了《文通》的撰著，还是由于其他原因，只字不提马相伯的作用？
在近作《〈马氏文通〉的作者谈》（1998）中，林玉山表示，“我仍然认为，马建忠只是《马氏文通》的署名作者，《马氏文通》的实际作者是马建忠、马相伯兄弟俩，马相伯的作用绝不仅是‘帮助’、‘校订’而已。”他引用的史料，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刘成禺《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》、方豪《马相伯先生事略》、王瑞霖《一日一谈》之三八所记马相伯的自述外，还有钱智修《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》：“《马氏文通》一书……实先生与（眉叔）共成之，而卷端未尝署名，盖先生欲奖成眉叔，不愿分其盛誉也。”以及缪才子《〈马氏文通〉答问》：“今之《马氏文通》，超以象外，得其环中，混合多种殊异文理于一书，久而弥彰，后世必再有马枚叔其人者（此书乃马良相伯、马建忠枚叔，兄弟合作）。”
根据来自历史学者、语言学者、传记作者的众多史料，林玉山指出：马氏兄弟为撰《文通》，“切磋琢磨长达二十多年”，“马相伯的切磋琢磨形成了《文通》的框架、观点、论点，这是作者行为”；况且《文通》原稿在百万字以上，由马相伯删去三分之二，始成定本四十万字，这样的删改颇费斟酌，也应属作者工作。总之，“《文通》的署名作者是马建忠，实际作者应该是马建忠和马相伯兄弟俩，完全说成是马建忠或马相伯独著的，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，因而是不恰当的。”但林文也肯定，“马建忠是主要作者，马相伯是次要作者”。
我认为，在迄今关于《文通》著者问题的各种见解中，以上述林玉山之说较为妥帖。朱星仅凭个人采访所得，便断定马相伯才是唯一的实际作者，其立论未免简单、绝对。而后来的不少讨论者，把《文通》的实际撰著归于马建忠一人，不顾与此矛盾的另一方面的史料，显然也失之偏颇。只有综合客观地把握正、反两个方面的史料，将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全部摆在明处，指出所有的疑点，考虑到各种可能，才能对《文通》著者的问题作出合情合理的解答。
澄清《马氏文通》的作者究竟是谁，是出于考察中国学术史的需要，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，我们不仅要尊重历史，也应当尊重马氏兄弟的感情。试想当初兄弟二人多方合作，并未在一本书的署名上斤斤计较。若按今天的常规，有些事情实难理解。比如，且不说相伯有功于《文通》的定稿，就算他只是在某些方面“帮助”了建忠，建忠也应在序文或附志中说一句道谢的话。可是建忠并未这样做。这是为什么？多半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。
经过一番讨沦，我想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已不是马相伯是否与马建忠合著了《文通》，而是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合著。或者换一种为争论各方都能接受的提问法：在《文通》的撰著中，马相伯给了马建忠哪些帮助？我们已不必再纠缠于《文通》著作权的问题，而需要探讨马相伯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对《文通》的撰著作出贡献。马氏兄弟通力合作，以《马氏文通》一书草创中国语法学，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设立下了第一奇功。可惜马建忠壮年骤逝，未能继续其语法探索。但我们在马相伯身上，特别是在他的《致知浅说》中，可以看到《文通》思想的延续、发展和更新。以往研究《文通》者，对《致知浅说》以及马相伯的语言观极少过问，原因盖在把《文通》看作马建忠一人之作，以为与马相伯关系不大。这一思路需要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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